进行意外险理赔时 应注意哪些事项

惟《中庸》胪出喜怒哀乐四字，方大是分晓。

……古代先民在使用‘性概念之前，正是借助了‘德来表示、描述事物的自然性质。丁四新也有类似的说法:先秦并不存在从心从生的‘性字，‘性字皆假‘眚、‘生为之。

最初说同德即等于说同姓(同性)，较后各团的交往渐繁，各团的字亦渐混合，有发生分义的需要，性与德的意义逐渐划分，性只表示生性，德就表示似性而非性的事物。此处以性代生字乃是后人传写之误。后人所谓性者，其字义自《论语》始有之，然犹去生之本义为近。自此以后，人们对于性观念产生的讨论才逐渐丰富起来。甲骨文和金文的心字皆象人和动物心脏之形。

唯一的区别是在周代一个图形中从眼睛引出的线的中端有一个细小的突出部分，这可能是时代与风格的产物。在批判了傅斯年的研究方法后，徐复观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看法: 治思想史，当然要从语言训诂开始;同时即使仅就语言训诂的本身来说，也应从上下文相关联的文句，与其形其声，互相参证，始能确定其意义，而不能仅靠孤立地形与声，以致流于胡猜乱测。一是由本原推索万物，如今本《老子》在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之后接着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他将中国哲学的主干归结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部分，恰恰分别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伦理学、知识论三部分相对应，这仍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的窠臼。[11]许慎，2013年：《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故太史儋起而激烈地抨击儒家及其所坚持的传统伦理道德，甚至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余敦康，第3页）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天人关系的确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见冯友兰，2001年，第2册，第246页）张岱年亦认为：宇宙论可分为二部分：一，本根论或道体论，即关于宇宙之最究竟者的理论。由于这种哲学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而作为研究者的主体，则超然于被研究者之外，这样就必然拉开了双方的距离，造成主客两截乃至主客二分的局面。

在笔者看来，中国哲学大致由六个部分组成，即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太史儋更提出了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第10章）的主张。认为价值出自天，但并不是通过内在的性传递到人间的。（《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本质是利他的，体现了善的精神，显然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也就是人的社会责任。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分析中国哲学的。如果像张岱年所说的那样，以本根论或道体论指称本体论，以大化论指称宇宙论，则从字面意思看，根字指事物的起源，因此用在宇宙论上似乎更合适。（《老子》第52章）母指道，子指天下万物，道与万物是母子关系。（徐复观，第211页）笔者则以为，中国哲学对价值根源的探索大致有三种观点。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论语·阳货》）以爱人为内涵的仁表现了人心善良的一面，因此中年孔子已经将重点转移到人心之善。

中国哲学合法性 什么是哲学？中国自古有哲学吗？如果有，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元问题是什么？有哪些组成部分？这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前提性问题从一百多年前该学科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所谓专气致柔是指人心听任气之自然，不破坏气之和谐，以达致柔，从而维护或回归自然状态。

这样，本体就成了一个不可验证之物，人们只有通过理智来认知与把握理念本体。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只好把本体悬置起来，提出回到事情本身的主张。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冯友兰，2001年，第1册，第210页）这里的自然，相当于张岱年所说的宇宙，个人则相当于胡适和张岱年所说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作为价值观的人生论、伦理学、政治学，毋宁说形而上学只是方法论。人生论、伦理学、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和经验的，故相对于形而上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下学。

统合人性论和人心论的心性论，承上启下，实为中国哲学之关键环节，亦为中国哲学特质之所在。无独有偶，在否定儒家所倡导的传统伦理道德问题上，庄子和太史儋不谋而合，兹不赘述。

[4]郭沂，1999年：《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载《光明日报》4月23日第5版。如果我们把人大致分为人生和社会两个方面，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在二者之间人生是第一位的。

（朱熹，第72页）尽己和推己，皆心之所为。和老聃不同的是，孔子径直地将存在于天地之中的易称为性。

政治也是道家思想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中，虽然形而上学是至高无上的，但它却是为了论证作为价值观的形而下学而建立起来的。把美与善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形而上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遍性，另外一个是超越性。

（同上，第87页）可见，道家的政治学，也是其人生论和伦理学的自然延伸。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当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人、物关系。

船、车、飞机虽然都是交通工具，但由于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其构造原理和组成部分是迥然有异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里仁》）忠恕二字皆从心旁，当然都是心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个方案能否真正解决现象与本体割裂的问题，恐怕仍有商榷的余地。

不过，尽管我们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天和人的关系分别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但这恐怕仍然不是双方的终极问题或元问题，因为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中西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各自的基本问题？在笔者看来，西方哲学之所以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因为它要追究这个世界是什么，而中国哲学之所以要研究天和人的关系，则是因为它要说明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孔子在谈到《易》的成书的时候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为书也……又明于忧患与故。后者是超越的，没法经验到的，当然也就没有客观的标准。哲学概念是由古希腊先哲首先提出来的，那就让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理解吧：假如自然所成各物以外别无本体，则自然科学〈物学〉将是第一学术。

由于任何哲学的出发点都是现实世界，因而不管它有多高深，总要落实于现实生活，只是其落实的方式和路径或有不同。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这样一来，本体与现实世界之间，便体用一如、上下贯通。而就哲学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却恰恰相反。

至于社会，则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群体。从行文看，天是将这些价值直接降于人间的，而没有经过人性这个环节，因而是外在于人的生命的。